梦寐毋忘国难 峡江空余长恨（ 三 ）
（编者按)民国船王卢作孚没有显赫家世，却一手创立民生公司，并使之发展为中国最有影响的民营企业集团之一；他不是军人，却在民族存亡绝续之秋，指挥了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克尔克”大撤退；他没有进过高等学府，却自学成才，将一个盗匪丛生的小乡村北碚，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花园城市、抗战中知识精英们的文化家园。然而，一生坚毅睿智、公而忘私的他，却未能及早看透共产专制虚伪残酷的本质，最终不仅一生事业付之东流，自己也惨死于红朝暴政之下。
（接前文）
考察美加 再展理想宏图
1944年，抗战尚未结束，但卢作孚已经预见到了胜利的曙光。原本就无意为官的卢作孚辞去所有官职，又回到了民生公司。这一年，他有机会代表中国实业界前往美国、加拿大考察，出席国际通商会，并在会上做了精彩发言。考虑到战后经济的长远发展，卢作孚努力争取到加拿大和中华民国政府共同担保的1500万加币银行贷款，在加拿大订造了9艘世界一流的豪华客轮。
他的眼光显然比一般人更高远，“欢迎美国人多来，欢迎世界上一切国家，尤其是各种物质文明比较先进的国家的人士都多来”。他认为，当时中国内地的航空、铁路、公路都很不发达，唯有乘船能使国外投资者享受到一流的软硬件服务，并可以利用长江黄金水道，吸引他们投资到中国的广大内陆省份。由此可见，当时的卢作孚正在热切期待着战争的结束，并带领民生公司踏入一个新的纪元。
然而，抗战刚刚结束，内战硝烟再起。他的美好建设蓝图再次落空。在隆隆的枪炮声中，中国经济衰退、金融混乱、民不聊生，民生公司的经营也只能勉力维持。同时，在加拿大订造的轮船“荆门号”“夔门号”等陆续建好，民生派员前往接收，但回到中国却无用武之地。如何偿还造船贷款的问题也时刻萦绕在卢作孚的心头。在内战中，民生的客货轮被迫陆续转移到香港等地继续营运。
梦想民族振兴 带船重返大陆
根据学者傅国涌的相关文章，在1949年的历史关头，国共两党都想争取当时身在香港的卢作孚。他面临着四种选择：一是听从国民党的劝说，前往台湾；二是听从挚友晏阳初的建议，去美国安度余生；三是留在香港，凭他掌握的那些轮船，不愁东山再起；四是依中共劝说，北上重返大陆，虽然那里早已“天翻地覆”。
他最终选择了北上之路，因为他放不下民生公司和他念兹在兹的事业。他决不能甩下民生公司不管，放下股东利益不顾。更何况，他的心中始终抱持着那份国家建设的美好蓝图。
然而，一生辗转于实业、教育、社会改革领域的卢作孚却对中共知之甚少。虽然他早年任四川兴办教育时就结识了中共领导人之一恽代英，但是两人那时就有过“炸弹”与“微生物”的争论。卢作孚的看法是“要以建设的力量作破坏的先锋”，以改革或改良替代用强迫手段急遽地改革社会或解决社会某方面的问题。而恽代英则坚持共产党“打碎一个旧世界，才能建设一个新世界”的暴力革命看法。两人争执不下，最后相约各自按自己的理想努力，三十年后再“殊途同归”。
其实，卢作孚的身边早就潜伏有共产党人，将他的一举一动向延安汇报。民生公司的经理何乃仁，也是周恩来的好友。1949年，身在香港的卢作孚就是通过何乃仁一直和中共高层保持着联系。中共当时驻香港工委书记张铁生也常来找卢作孚，听他畅谈对未来国家建设的理想，并鼓动他带领民生主力船队回归大陆，共同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对民生的债务和加拿大造船贷款，周恩来也答应设法协助偿付。果然，这些动人的话语和承诺很容易地就打动了这个大半生都在为“民生”“民主”“民权”“民治”“民本”“民享”“民选”的理想而奋斗，并以此为其主要船舶命名的人。
1950年6月，卢作孚满怀兴奋地从香港秘密前往武汉，再到北京。作为特邀代表，他参加了中共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并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0月回到重庆，他又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不想做官却愿意接受这些统战头衔，可见当时的他对国家的未来尚且充满期待。当时民生公司滞留在香港和海外的18艘主力船舶，也在卢作孚的安排指挥下，先后驶返中国，其中就包括1944年他在加拿大订购的9艘豪华客轮。
虽然中共希望他留在北京担任更多职务，以其名望来为新政权装点门面，他却义无反顾地要求先回重庆民生，打点好那里的事务再说。
率先“公私合营” 高层主管遭清洗
当时，为了民生公司的生存，卢作孚最早向周恩来提出“公私合营”的建议，希望通过加入“公股”，获得民生急需的运转资金，并共同组建董事会，由董事会对企业总经理的经营管理进行监督。1950年8月，他便代表民生公司与中共当局签署了“公私合营”协议。然而，他并不真正清楚中共同意“公私合营”的真正目的，以及这对民生将意味着什么。
当年进入民生公司的一位公股代表是这样描述的：“最初，卢先生提出的‘公私合营’和党的‘公私合营’并不是同一概念。卢先生是希望政府作为公股，投资民生公司以使之渡过难关。公股代表只是参加董事会，并不直接参加公司的行政工作。我们党同意‘公私合营’的目的，是要将民生公司这艘‘资本主义企业的轮船’引入‘社会主义航道’。因此公方代表不仅参加董事会，而且要起领导作用，彻底改革民生公司。”
结果，在公私合营之前的过渡时期，公股代表就已进入民生公司，“大小人事安排，清洗、降职处理，亦都由他们作主”。同时，“镇反”运动 即“镇压反革命”运动已经在全国展开。昔日长期追随他、甚至曾生死与共的高中层主管，一个个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遭到开除遣散，甚至被逮捕枪毙。卢作孚想要阻止，却根本无力回天。毕竟人家是手上掌握着全部国家机器的政权啊！红色恐怖笼罩着民生公司，也笼罩在卢作孚身上。
民生公司的主要股东、代总经理郑璧成是运输业的奇才，也是卢作孚的重要经营伙伴。在创办民生之前，郑璧成就是重庆航务处处长，主管川江航运。后来他变卖家财投资民生，是公司首屈一指的“川江通”“长江通”，对于航道、船舶、营运无不通透。抗战时期，他对大后方的战时水上运输可谓贡献卓著。但在1950年中共搞的“镇反”运动中，他仅仅因帮朋友、逃往台湾的前重庆市长杨森保留一些衣箱，就莫名获罪，遭到拘捕关押。
民生航业部经理邓华益也被强令“资遣”。他也是卢作孚一向极为敬重的多年知交。1927年，他买下白理洋行的两只轮船，自己创立了九江轮船公司，实力雄厚。1931年，当卢作孚计划以民生公司联合川江上的所有华轮公司，共同对抗强势的外资轮船公司时，邓华益率先带领自己的九江轮船公司加盟，为“统一川江”立下大功。他还把自己的全部家产投入民生，是公司的重要股东和高级管理人才。但1951年3月，在公股代表主导的人事清理中，他却被以“年老体弱”为由遣散，并被强令搬出民生新村。卢作孚无法接受，据理力争说：“临江门那片宿舍的地产，原本是华益的啊！”最终才为邮华益保留了住房，不至于全家流离失所。
“镇反”运动中，民生机器厂厂长陶建中也以莫须有的罪名被中共逮捕，并惨遭枪决。他会是民生公司的第一艘轮船“民生轮”的首任经理、并曾四度出任民生机器厂厂长，是卢作孚最信任的干将之一。在中共建政前夕，中共曾派遣地下党员潜入民生公司，鼓动工人在内部搞事。一次冲突中，地方警察前来干预，打死了一名工人。此事在“镇反”运动中被揭发出来，陶建中自然成了“反革命”典型。就在民生机器厂附近的河滩上，陶建中被“公开枪决”。据相关资料，卢作孚当时在公安“陪同”下，和厂内其他工人一起，在现场目睹了枪决惨况。
可想而知这对卢作孚是多大的心理刺激！其实，这早就是中共惯用的“杀鸡儆猴”的手段，以此制造普遍的恐惧，让人们在心理上乖乖就范，坚决“跟党走”而不敢有任何反抗。此外，公股代表还提出要撤换李若兰、李肇基、何乃仁等重要经理。如果这些人都被清洗掉，公司无疑要停摆了。卢作孚坚决不同意，结果和公股代表僵持不下。
连续的政治运动与强迫性的“改造”措施，搞垮了民生公司的核心团队，昔日劳资之间建立的关怀、信任被“阶级斗争”所取代，重管理、讲效率、权责分明的内部制度变为一切“由工人阶级当家做主”。民生公司人心涣散、亏损严重。对此，作为创办人的卢作孚内心充满负疚、痛苦、惶惑与无奈。＠*#
责任编辑：王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