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寐毋忘国难 峡江空余长恨（一）
（编者按)民国船王卢作孚没有显赫家世，却一手创立民生公司，并使之发展为中国最有影响的民营企业集团之一；他不是军人，却在民族存亡绝续之秋，指挥了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克尔克”大撤退；他没有进过高等学府，却自学成才，将一个盗匪丛生的小乡村北碚，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花园城市、抗战中知识精英们的文化家园。然而，一生坚毅睿智、公而忘私的他，却未能及早看透共产专制虚伪残酷的本质，最终不仅一生事业付之东流，自己也惨死于红朝暴政之下。
中国大陆近年来悄然兴起一股“卢作孚”热，这位生于清末、兴于民国、死于红朝的一代船王、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以近60年短暂而辉煌的人生，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一段不朽的传奇，更带给后人深刻的反思。
在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的时刻，谨以此文重温卢作孚和民生公司的爱国精神，及在中共专制下惨遭灭顶的惨痛故事，希望对海内外读者有所启示。
实践三民主义 教育救国
卢作孚（1893—1952），四川省合川县（现属重庆管辖）人。本名卢魁先，后改名卢思、卢作孚。他出生于一个挑卖麻布的小贩家庭。小学毕业，即因家贫和学校不能满足求知欲而辍学。15岁时，他寄宿在成都合川会馆，一边读补习班，一边自学。短短几个月时间，他就学完了中文版的数学；为了学习英文版的数学，他又奋力攻读英语，并且将学习心得和解题方法等编辑成书，开馆教学。
18岁时，卢作孚在成都参加保路运动，并加入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也由此成为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忠实实践者。“五四”运动前后，他在四川《群报》《川报》当记者，撰写的关注民生、抨击时弊的文章，在当地造成广泛影响。1919年8月，年仅26岁的卢作孚就被委任为《川报》社长兼主编。他还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并一生奉行学会宗旨和“奋斗、实践、坚忍、俭朴”的八字信条。
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使卢作孚切身体会到，“微生物”的作用大于“炸弹”的威力，须“以建设的力量作破坏的前锋”。1914年，卢作孚曾只身到上海，并结识了著名教育家黄炎培，由此逐渐认同并走上了“教育救国”之路。
1921年初，四川军阀杨森有意在其辖区川南一带推行“新政”，看中卢作孚的才干，任命他为四川泸州永宁道尹公署教育科长，主管川南地区教育工作。在那里，他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川南、新教育、新风尚”运动，其影响所及，遍布全川，被现今的教育学者誉为“二十世纪初地方教育实验的一个典型”。
1924年，杨森聘任卢作孚为四川省教育厅长，卢作孚却“辞而不就”，宁愿由小而起，成立通俗教育馆，聘请各类专门人才，“使整个成都社会均为之轰动，为之迷恋”。
创立民生公司 实业救国
由于当时四川军阀割据，战火不断，卢作孚感到他的“教育救国”之梦在纷乱的政局下无可凭依，便决心以发展实业、振兴经济来实现自己的理想。1925年10月，他在家乡合川说服亲友，集资创建了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走上“实业救国”的道路。
民生公司成立即以“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为宗旨，在短短二十多年时间里，由一艘载重70吨的小客轮，发展到拥有140多艘江海轮船的长江及近洋客货船队，并依靠优质服务和民众力量，赢得了与外国轮船公司的竞争；还独资或合资创办了95个企业，涉及轻、重工业和服务业各领域。
这一过程中，卢作孚逐步完善了股份制经营的现代企业模式，尤其重视以员工为本，努力提高员工福利和生活质量。卢作孚也被视为中国近代企业文化建设的最早倡导者之一。其缔造和培植的以“民生精神”为代表的企业文化，受到当代经济学家的高度赞誉。
然而，卢作孚却从不是一个真正意义的资本家。他的挚友、中国平民教育家和乡村建设家晏阳初曾说，“他极富创造力，具有实现理想的才干和毅力。他组织公司的资本，是向朋友和外国借款。他自己并不想赚钱，忘我忘家，绝对无私。抗战时，他有一次病了，家里人想给他买一只鸡吃，连这钱都没有，由此可见他人格的高尚。所以，知他的人都敬佩他。”
预见中日之战 未雨绸缪
1930年，卢作孚率领民生公司和北碚峡防局的有关人士，到东北三省考察时，就看到日本不仅蚕食东三省，更有侵吞整个中国的野心。他当即预见到“未来中日必有一战”，而“国人还懵懵然未知”。此后，他便率先开始为未来的抗战作准备。
在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大力支持下，他首先在重庆发起成立了“东北问题研究会”，收集和研究大量有关东北状况的书籍和资料，吸引不少有识之士参与其中。
同时，他大力发展民生公司船队和统一川江航运。去东北考察之前，民生公司只有3艘轮船，到抗战爆发时已有46艘，还有几艘正在兴建，从而保障了船队在战时能够统一调度指挥。1933年，卢作孚在民生公司纪念“九一八”事变两周年的会上，就要求全体职工“应作有血性有肝胆的男儿”，“于值得牺牲时不惜牺牲”。此外，他还从各地，包括香港，购买储备大量燃油、五金器材以及造船钢板等战略物资。
东北考察回来后，他就加快了北碚的经济文化建设。这里是他长期从事中国农村建设改造的基地，当时已初具规模。他在北碚抓紧建成了四川第一条铁路──北川铁路，建成和完善了三峡染织厂等几间工矿企业，创建了中国西部科学院，创办了博物馆和“兼善中学”。
他还积极促成1933年的中国科学社年会到重庆北温泉公园举行，并担任年会会长。会议期间会员们参观了北碚的地方医院、学校、农业银行、嘉陵江日报社、中国西部科学院、博物馆等地方现代化设施。年会对四川的经济、科学、文教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对于抗战爆发后北碚成为迁建区，成为抗战中知识精英的文化家园具有重要意义。
1935年3月，蒋介石第一次乘飞机到四川考察时，就对卢作孚说：“这个广阔的绿色省份最后一定会成为我国抗战的基地。”1935年底，卢作孚出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在任期间，他加快了四川工农业的基础建设，包括积极筹措资金，推动成渝铁路的兴建。1937年6月，卢作孚应蒋介石电召飞抵武汉，代表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进呈建设新四川的意见。
为统一四川军政、使之归附中央，卢作孚也作了大量工作。早在1931年6月，卢作孚就促请四川军阀三巨头刘湘、杨森、刘文辉在重庆举行了三军长联合会议，旨在结束四川内战，实现川政统一，史称“绿色和平会议”。1937年3月19日，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派卢作孚等三人到南京，谒见蒋介石，报告四川军政情况，以期达成“军队国家化、政治统一化”。卢作孚回到成都后，即向刘湘说明了中央的六项办法，刘湘表示接受。这一重大举措，不仅制止了中央军和地方军的一场恶战，为抗战消除了大后方的战乱之忧，也为川军走上抗日前线，立下赫赫战功打下基础。
打造抗战中“诺亚方舟”
卢作孚人生最为辉煌的一刻也正是在中国处于抗战中最艰困的关头。1937年7月，抗战爆发。卢作孚说：“国家的对外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务也就开始了。”抗战之初，他临危受命，担任交通部常务次长，负责战时全面的水陆运输，并组织指挥民生公司船队，从大后方将川军将士和战备物资运往前线；又和其它轮船公司一起，从上海开始，将长江沿线的政府机关、工矿企业、科研院所、大专院校撤运到大后方。1937年11月26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部分官员，就是搭乘民生公司的民风轮到达重庆，其余人员和物资也分乘民生公司的其它渡轮随后跟进，使得国民政府从12月1日开始就在重庆正式办公。
除了撤迁重要的政府机构和军事企业外，为协助经济结构的民营公司、大学等机构撤退，卢作孚还想出各种办法，帮他们减免运费，例如将运费转为股金与其合资合作等。其中，中央大学的撤迁被誉为抗战时期学校内迁最快速、完整和成功的典范。这也是卢作孚的努力下全部免费完成的。
当时，长江运力已经非常紧张，卢作孚主动上门，找到正在焦急筹划的罗家伦校长，提出利用渡轮运送川军到松沪战场抗敌、回程放空的机会，无偿协助学校运送物资入川。就这样，冒着日军飞机的轰炸，民生公司的船只开至南京下关，运载中央大学的大量图书、仪器设备。其中，为协助其农学院转运各种引进的珍稀优良畜种，卢作孚曾特意把渡轮的一层全部改装，以便运送。这艘危难中人与动物共乘的渡轮，被罗家伦校长比喻为圣经中的“诺亚方舟”。＠*
责任编辑：王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