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丞相公孙弘：海边放猪户扭转人生
汉武帝至汉宣帝时期“人才济济、群星争辉”，这些人才往往被“超常”拔擢，就像殷代贤相傅说出身于建筑苦力，商朝贤相伊尹出身于陪嫁的仆役之列，卓然不群。汉朝的大臣，如公孙弘、卜式、兒宽他们天生就像大鹏，却被困在麻雀之群，长年处于卑微之地，然而他们又如何扭转人生、一展鸿图呢？
汉武帝登基时，距离汉朝开国已六十多年，经过文景之治，国内太平安定，财富充盈，但四方外族尚未完全臣服，制度仍有缺漏。汉武帝急于得到修文兴武的良材，求贤若渴，于是他用迎贤之车——蒲轮[1]去迎接贤士枚乘，见到主父偃时更是感叹知音难遇。汉武帝求贤之心的真切，打动了天下有才能有识见的读书人，于是他们抱着一展报负的理想前来献策，奇才异士也纷纷出现。
海边放猪户扭转人生
公孙弘出身齐地菑川的贫穷人家，年轻时当过监狱小吏，因为犯罪而被免职，丢了工作的他生活困顿，只好到海边放猪维生。对他来说，失败的大半生就此盖棺论定吗？且慢！他在七十岁时终于咸鱼翻身，得到封爵拜相，他是怎样做到的呢？
公孙弘四十余岁时，感到人生灰暗，毫无亮点，这不是他想要的。汉代时，今、古文经的研究非常兴盛，于是他开始研读《春秋》经与诸子杂说，立下志愿由儒学这条路走上仕途。岁月悠悠，就这样一埋头二十年又过去了。
武帝初登基，广招天下贤士。当时公孙弘年已六十，在地方有名声，被推举为贤良方正。他得到武帝召见赐予博士之衔，派他出使匈奴。但是他的外交辞令并不出采，不合圣意，武帝大怒。公孙弘因而以病为由辞官，归返故里。他对继母孝顺恭谨，继母死后为她守丧三年。
数年后（元光五年，公元前129年），当武帝再度征选文学贤才时，地方又荐举他。他说自己上次已试过不合帝用，请地方更选人才，但是地方还是力荐他，他终于再度受命入京，这一次官至太常博士，负责掌管国家礼仪和文教事务，属于九卿之一。这次的职务，终于和他的本命合盘了，后来更是蒸蒸日上，开创了新局。这位被武帝骂退的人，如何改变了武帝对他的看法呢？
汉武帝求治若渴出考题
汉武帝深切关怀治世之道，冀望达到太平之世。他给来应策的诸儒出考题，让每人上策来答复。他的策问上穷碧落下黄泉，纵贯古今历史，广及各种施政要题，进而追索超越凡间的幽冥之理、生死之变和兴衰之道的深邃因由，最终落在“为政怎样达到理想的上古盛世，如何作到天人合一之道”的焦点上。他关注的这些施政焦点都展现在他对诸儒生的策问中。[2]
公孙弘应试策问写得很详尽周到，他答道：
“臣听说，上古尧舜之治，不靠赏赐官爵而人民能向善，也不靠刑罚人民即自发远离犯罪，根本在于君主正其身，对待百姓讲诚信；到了末世时这一切则完全相反了。厚赏不足以劝善、重刑不足以禁非，正本清源，必要的是君主的信！君主治理国的根本之道有八：用对官吏，则各项职务得以治理；去掉空话、无用的废话，则事情能有效办成；不作无用的建设和器物，则赋敛省；不耽误百姓农事、不妨碍民力，则百姓富有；使有德者进，无德者退，则朝廷尊贵；让有功者上，无功者下，则满朝群臣皆俊彦；罪罚得当，则奸邪能止；赏贤得宜，则臣下劝善。
“对人民来说，身有财产即不争，公平对待则不怨；人伦尚礼则不暴，受到爱护则亲君长，这是想得天下之急务。落实到政治上来说，实施法律的精神能守住义，则人民服从而不离心；君主展现和气有礼的身教，则人民亲切爱人不犯暴行。
“故而，法律用罚，实际是去义的表现；和气待人接物，真正是礼的彰显。礼义正是收拢民心的关键，对人民的赏罚能正用礼义，则人民不犯罪。古代仅仅以衣冠、章服的差异做区别，人民就能守住礼义之道不犯刑罚，就是礼义治国的根本力量。”
在公孙弘的施政对策中，他强调礼义感化教育人民之功，强调治国的基础在于君主己身的诚意正心修身，展现他儒学功夫的精髓。
他进一步献策说：
“臣听说，气相同就会随从，声相近就会相互呼应。同理，君主合德于上天，百姓则随和于下。古代圣地贤君治世时，天地阴阳调和，风调雨顺，甘露普降，五谷丰收，牲畜兴旺，嘉禾并生，朱草萌芽，山林不枯，水泽不干。这就是君主修和气所达到的至高境界。君主高德配天地，光明并日月，感应麟凤、龟龙双双而至，河出图，洛出书。远方外国的君主莫不悦君主之义，奉币来朝，这是和气的极至呀。”
得明主赏识
这次受策问的儒生有上百人，公孙弘的名次本被太常排在很后面，然而武帝对他的对策极赏识，挑选他为第一名。他被召入宫中，容貌甚丽，举止谈吐儒雅有礼，拜为博士，在金马门待诏。
他又献策要选用正直的官吏，恢复古代的风气，矫正当下的弊端——“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他听说“周公旦治天下，期年（一周年）而变，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志。”
武帝问他：“你觉得自己跟周公的贤能相比如何？”
公孙弘说浅薄如己，不敢相比，但又强调君主有心，效法周公的治国之道，人心对于利害与好恶是可以教化的，就像驯养猛兽令其完全听从于人是可以做到的，拉直曲木甚至不用一日的功夫，他觉得教化民心，一年之期都嫌长。汉武帝看到他的对策，直觉他非是一般的凡夫俗辈！公孙弘提倡春秋大义，尊崇儒术，正符合了汉武帝积极图治的愿望。
公孙弘识见广博而且谈吐诙谐。在朝会时，他不会起廷争，只是陈述分析事端，使君主自作选择。武帝观察他谨慎宽厚，辩论有余，熟习礼仪法律之事，又能以儒术来融通。一年内，武帝就提拔他为左内史。他在内史任内数年，政绩清明，接着升任御史大夫，后来更由御史大夫破例升任丞相，改写了汉朝的制度。
朝廷在东方设置苍海郡，又于北方筑朔方郡。公孙弘数度上疏，认为那荒远之地不切实用，只是耗损中原财力民力，主张罢撤。武帝命朱买臣等人与他辩论，提出十策，公孙弘却无一能答。这让他自知见识不足，乃向皇帝谢罪：“臣乃山东鄙人，不识此地利之便，愿撤西南夷、苍海两郡，专力奉朔方。”得到武帝肯定。
节俭自持 轻财重义
公孙弘常对人说：“人主的毛病，在于不够宽宏；人臣的弊病，在于不知节俭。”他一向以节俭自持。
在元朔年间，公孙弘当了丞相，在当朝引起不小的关注和波动，因为自汉朝建立以来，丞相一职都是封了爵的列侯才能担任，而公孙弘当时并没有爵位。然而公孙弘的德与才深受武帝赏识，武帝特地给他开了门路，亲下诏书：“朕敬仰古代圣贤的做法，愿意打开门路，广纳天下贤士。古人任用贤能，授官看能力，功劳大的得厚禄，德高的获尊爵。……”公孙弘对礼乐教化的大力提倡受到武帝褒奖，为他开了新制，特赐予平津乡六百五十户的封地，封爵“平津侯”。汉朝的丞相加封侯爵，便是从公孙弘开始的。
主爵都尉汲黯在任上素来直言不讳。他对公孙弘入仕晚于自己但官位却升到自己之上心怀不满，在朝上批评公孙弘道：“公孙弘位居三公，禄厚且位尊，却用布被，这是虚伪钓名的作法。”
武帝问公孙弘此事，他坦然承认道：“臣确有其事。九卿之中，与臣最相善的就是汲黯。今日他当庭的诘问，正道中臣之病，就如汲黯之言，如果没有他，陛下怎能知道这件事？臣身为三公，而用布被，与小官吏无异，实在是钓取节俭之名。”可见，公孙弘此番回答避免了在庭上公开和汲黯发生矛盾。
接着他又上奏道：“昔日管仲相齐，用度奢侈几与国君相同；桓公称霸天下也僭越了国君之权。相反地，晏婴事景公，饮食不重肉，妾不穿丝衣，过着如百姓般的日子，也能把齐国治理好。”武帝听后，认为他谦退，益加器重他的贤能。
公孙弘在七十岁时扭转了人生，以儒学治国之道胜出，而在此之前他已然默默耕耘了三十年，这种深耕的功夫，不为寂寞所动的坚持，对后人也是一种鼓舞！
历史评价
公孙弘位居宰相，他建造客馆，开东阁（开东向小门）以延揽贤才，共同参谋施政之议。他受封列侯，然所用的都是粗布衣被，所食仅是糙米饭，一餐中仅有一道肉食。他所得俸禄都用来供养故旧和宾客，积蓄毫无剩余。他在丞相、御史位上有六年，年八十善终于丞相之位。汉平帝元始年间，朝廷修撰功臣列传，天子下诏，褒扬公孙弘道：“自高祖建国以来，辅弼之臣虽多，能身行俭约、轻财重义者，未有如公孙弘的。”
然而，太史公在《史记‧平准书》中对“公孙弘以汉相，布被，食不重味，为天下先”的评价是“无益于俗，稍骛于功利矣”，就是说公孙弘身为汉朝丞相，以节俭自持成为天下人的榜样，然而这种做法并未能有助于改善民风，反而显露出追求功利之心。为什么呢？从现实来看，他轻利散财以招揽贤才，意在追求从政有所作为。
《汉书》指出“其性意忌，外宽内深”，同朝的主父偃在身败后被诛杀、董仲舒遭迁徙胶西（后来因病免）都和他的“进一言”有关。如果他了解说话伤人的可怕，能宽和、慈悲于人，不给自己造口业、造恶业，那么他的成就光谱自然大不相同，生命也会升华到不同境界了。
注释
[1] 古时迎聘贤士，以蒲草包裹车轮，使车子行走时减少颠簸，坐起来安稳舒适。
[2] 汉武帝的策问：“朕有所听闻，上古太平盛世的时候，虽然只是靠衣冠服饰来区分尊卑贵贱，百姓却都守礼不犯。天地阴阳调和，五谷丰收，牲畜兴旺，甘露降临，风调雨顺，嘉禾并生，朱草萌芽，山林不枯，水泽不干。麒麟凤凰出现于郊野，神龟蛟龙现踪池沼，黄河出图、洛水出书。人能正常寿终而终没有夭折早亡的，因此父不丧子，兄不哭弟。北方开渠引水，南方安抚远地，舟车所能到达的地方，人迹皆可遍及，无论飞禽走兽，都各得其所、安然自在。
“朕对这样的太平景象非常赞叹。如今要走什么样的道路，才能再现这样的盛世呢？大夫您博学多闻，修习古圣之道，议论精辟，名声远播于世。今日特向您请教：天地与人之间的道理，根本何在？吉凶的预期，怎样才能得以应验？圣帝大禹商汤时代也有水旱之灾，咎由何在？对于人民施行仁、义、礼、智的教化，该如何作才是合宜？王朝的道统与德业的延续，生死的变化，天命的符应，兴衰之因何在？各位大夫熟习天文、地理、人事这些大事的法度与准则，务求无所隐瞒撰写成文，朕将亲自阅读。”＠*#
——资料来源：《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史记》
责任编辑：王愉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