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寐毋忘国难 峡江空余长恨（二）
（编者按）民国船王卢作孚没有显赫家世，却一手创立民生公司，并使之发展为中国最有影响的民营企业集团之一；他不是军人，却在民族存亡绝续之秋，指挥了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克尔克”大撤退；他没有进过高等学府，却自学成才，将一个盗匪丛生的小乡村北碚，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花园城市、抗战中知识精英们的文化家园。然而，一生坚毅睿智、公而忘私的他，却未能及早看透共产专制虚伪残酷的本质，最终不仅一生事业付之东流，自己也惨死于红朝暴政之下。
（接前文）
中国版“敦克尔克”大撤退
最为惊险的时刻是在1938年10月下旬至12月底。卢作孚经营的民生公司担负了宜昌大撤退的主要任务。宜昌扼守三峡大门，是中、东部地区入川的重要关口和中转战。当时武汉已经面临沦陷，撤退下来的三万多人员和九万吨重要物资都聚集在宜昌，必须要在两个月、主要是前40天内，自宜昌转运到四川后方安全地带，否则长江即入枯水期。而这一转运量，相当于正常时期一年的总运量。同时，日军飞机已经开始轰炸宜昌了。
危机关头，卢作亲自飞抵宜昌，坐镇指挥。为缩短运输时间，他调集了民生公司所有可用的轮船和大量木船，采取了分段运输的办法，即把最重要和难以拆卸的物资直接运到重庆；把次要的可以拆卸的物资，只到万县即卸下，留待以后再转运，这样就节省了一半时间；还有的甚至运进三峡即卸下，让轮船当天即开回宜昌。长江上游滩险流急，为争取时间，船只便白天航行，夜间装卸。就这样，24艘客货轮每天在川江上不停地穿梭往返，加上大量木船的协助，在40天内，三万多人员全部顺利运到重庆大后方，物资运完三分之二，两个月内则全部完成。
卢作孚后来在文章中写道，这是“抗战运输中最紧张的一幕”，“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生命，完全交付在这里了”，“岸上每数人或数十人一队，抬着沉重的机器，不断地歌唱，拖头往来的汽笛，不断地鸣叫，轮船上起重机的牙齿不断地呼号，配合成了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写出了中国人动员起来反抗敌人的力量。”
正是由于这一成功大撤退，中国的国防工业和一大批重要经济命脉企业得以保存，为持久抗战奠定了基础。后来，著名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称宜昌大撤退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克尔克”。所不同的是，二战盟军的敦克尔克大撤退是以国家领导、军事方式完成的，而中国的宜昌大撤退却是由一家民营公司为领导、动员民间力量进行的，也更为艰苦悲壮。
梦寐毋忘国家大难
抗战爆发后，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便开始走上了一条“运输救国”之路。在他的亲自带领下，民生公司的员工们夜以继日地奋战在抗战运输线上。
根据卢作孚孙女卢晓蓉的文章，当时在民生公司的轮船上，整日播放的是抗日救亡的歌曲，船员的卧仓床单上印的是“梦寐毋忘国家大难”的字样。为共赴国难，民生公司在战时依然维持着低廉的运费，其中货运价只相当于市场运价的十分之一。同时，服务质量原本就堪称一流的民生公司，在战时也绝不苟且。即使在最紧张的宜昌大撤退期间，搭乘“民本”轮的作家胡风也不禁称赞船舱里“井井有条，非常整洁”。而这一切“井井有条”的背后，既体现了民生一贯的经营理念，也展现了员工们在国难当头时团结一心的状态。
抗战中，民生公司一方面抢运了数百万将士到前方，另一方面也撤运了不少伤病员到后方，还运送了殉国将领和英烈，包括刘湘、张自忠、王铭章、饶国华等人的遗体到重庆。据统计，民生公司在抗战八年间总共抢运各类人员150多万、物资100多万吨，其中包括空军以及炮兵的重要器材两万多吨。
战火硝烟中，民生公司自身也遭受了重大损失，轮船被炸沉16艘，炸伤69艘，不少岸上设施被炸毁，116名员工牺牲，76名伤残，运力比战前减少了一半。其中最惨烈的一幕是在1941年8月22日，“民俗”轮从巴东运送抗日伤病官兵及旅客入川的途中。
卢晓蓉的文章中描述说，当时，该渡轮忽然遭遇到7架日机轮番轰炸扫射，伤亡惨重，仅船员就牺牲了70人。在被炸过程中，船员们为了抢救伤兵和旅客，有的弹片穿破腹部，流血不止，仍忍痛工作；有的手被炸断，还坚守岗位；有的为抢救航行日记簿、船舶证书及其它重要文件，倒于血泊之中；机舱全体值班人员在机器已被炸停时还坚守岗位，均未离去。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民生公司“梦寐毋忘国难”的精神做了最好的诠释。
开拓北碚 缔造抗战中的文化家园
在中国现代史上的乡村建设与改造实验中，卢作孚与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并称。他主持的以北碚为中心的现代化乡村建设，被称为是“中国众多乡村建设实验中时间最长、成就最大的一个，是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最完整的历史纪录”。至今，北碚依然是重庆市著名的风景旅游区和生态工业基地，有着“嘉陵江畔明珠”的美誉。
北碚面临嘉陵江，原是个四县交界、土匪猖獗之地，仅有约200户人家。1927年，在各界推举下，卢作孚被四川善后督办刘湘任命为北碚所在的江巴璧合四县峡防局局长。他上任之后，首先整饬团务，剿抚并举，随后又采取“化匪为民，寓兵于工”的办法，通过努力解决民生问题，来彻底杜绝治安隐患。为谋长远发展，他以青岛建设为蓝图，在北碚进行生态环境的建设和改善，并兴办各种经济、文化和社会公共事业，在1927至1937年的十年间，使北碚有了一个现代花园城市的雏形。
1927年，卢作孚到北碚不久，就利用缙云山下南宋初建的温泉寺创办“嘉陵江温泉公园”，增建温泉游泳池、浴室、餐厅等设施，使之成为中国最早的温泉公园。他还在北碚鞍子坝兴建了“北碚体育场”，并在这里举办了四川近代体育史上规模最大、参加面最广的“嘉陵江运动会”，共有1,161名运动员参与角逐。利用各界捐赠的四百本图书，他在北碚关庙办起了“峡区图书馆”。他还亲手开办北碚私立兼善中学，以“兼善天下”为办学理念，其“舍得干，读兼善”的校训传承至今。
1930年9月，中国西部科学院在北碚成立，卢作孚亲任院长，陈列有风物、卫生、工业、煤炭等类展品，还设立了地质、生物、理化和农林等研究所。此外，现代化的医院、工厂等机构，如三峡染织工厂、峡区地方医院、《嘉陵江日报》农业银行等一一建立。可以说，北碚的一草一木中都饱含着卢作孚的心血，也展现了他的社会理想。
根据卢作孚的孙女卢晓蓉的文章，抗战爆发后，北碚被划为陪都重庆的迁建区，两百多个机构先后涌进了这个花园般的现代化城镇。其中有国民政府司法院、立法院、监察院等政府机关；也有中山文化教育馆、国立编译馆、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等文化机构；还有国立复旦大学等一批高等院校；也有中央研究院等众多科研院所。伴随众多机构的迁入，先后共有3.000多位学者、教授、文化名人落户北碚，使这里成为抗战时期一代中国知识精英的文化家园，并在各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在北碚，作家老舍创作了长篇小说《四世同堂》、话剧《张自忠》；梁实秋以其寓所为名，创作了脍炙人口的散文《雅舍小品》；曹禺在北碚主持演出《日出》《家》；杨宪益将《资治通鉴》译成英文；梁漱溟写成了《中国文化要义》；翦伯赞撰写了《中国史纲》第一、二卷和《中国史论集》两辑等等。林语堂、马寅初、潘序伦、童第周、杨家骆、邓广铭、马宗融等众多学科泰斗也都与北碚结下了不解之缘。在那离乡背井、战火纷飞的艰苦岁月里，这些文化精英们在北碚教书育人，著书立说，担当起民族存亡绝续的重任。
抗战中，为了提醒市民毋忘国难，北碚每逢升国旗时都要吹号，号声一起，所有市民都会驻足立正。每当有重要省、市落入日本人之手，北碚政府便将街道更名以为纪念，如更名为辽宁路、吉林路、黑龙江路、卢沟桥路、北平路、天津路、上海路、南京路等等。还有两条路名以抗日英雄命名，一条以徐州会战阵亡的川军师长王铭章命名，一条以战牺牲的首位军长郝梦龄命名。抗日名将张自忠将军，就长眠在北碚梅花山下的青山绿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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