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韦森,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曾在剑桥大学经济与政治学院和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访学。主要研究领域为制度经济学和比较制度分析。学术著作主要有:《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经济学与伦理学》、《经济学与哲学》、《经济理论与市场秩序》、《经济学如诗》、《思辨的经济学》以及《市场、法治与民主》等。本栏目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要对中长期中国经济增速逐渐下移有合理预期,不可人为推动城镇化,更不可盲目为人为推动的城镇化进行过度的基础设施投资扩张,那只会把中国经济推向大萧条。
吴敬琏在新书《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中指出,“以党治国”是政治体制改革步履维艰的症结,中国只能选择宪政民主。其实,这也是老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理想。
如果在新的预算法中拿去“央行经理国库”这一条款,将会产生一个收税和花钱不受任何监督和实质性制约的“超级财政部”,政府官员腐败寻租问题将会更难制约和监督。
在凯恩斯的《通论》出版后,哈耶克对自己的货币和商业周期理论进行了调整和改进,并且在很多地方与凯恩斯的理论思路有相同之处──尽管结论几乎完全相反。
哈耶克的经济理论,是为保持一个健康的经济体正常运行所给出的“养生之道”,而凯恩斯的理论,则是对长期陷入慢性病的经济体开出的“治疗药方”。
哈耶克认为凯恩斯提出的通过降低利率和增加货币供给来实现充分就业的主张,在本质上是亡命徒式的政策。这不但会导致通货膨胀,而且在长期会使失业更加严重。
尽管哈耶克与弗里德曼都反对凯恩斯的经济学主张,即通过降低利息和增加货币来实现充分就业,但哈耶克也认为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太“简陋”。
如果央行在政府刺激经济的计划下人为压低利率,会导致资源被错配到资本化程度更高的生产,创造人为繁荣,最后“不当投资”被清算时,经济大萧条就会到来。
哈耶克于1992年3月23日逝世。在纪念他辞世20周年之际,本系列从哈耶克与凯恩斯的论战开始,着重介绍哈耶克的经济理论遗产,并藉此反思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格局中的问题。
在财政收支权没有受到实质性的约束和制衡之前,谈任何表层的市场化改革,都只会流于空谈。财政体制改革,应该是当下和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
目前中国股市根本就不缺钱,所缺的是股民的信任和信心。要救中国股市,不是放松一下货币政策就能管事的,最重要的是要救中国上亿股民对政府的信任和对中国社会未来的信心。
20世纪初,米塞斯唤醒了沉迷在社会主义幻梦中的哈耶克。哈耶克最终意识到,由于有效配置资源所需的价格信息只有通过市场才可以获得,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央计划经济的非可行性。
哈耶克与米塞斯的关系一直是“古怪的”。一方面,他从米塞斯那里获益很多,另一方面,他也觉得与米塞斯交往总有些不太舒服,因为米塞斯是一个非常固执好斗的人。
在哈耶克看来,那种认为自由企业制度必然导致社会结构的紊乱乃至物欲至上、道德风气败坏和伦理缺失的观点,实在是对市场经济的一种莫大误解。
哈耶克认为通过民主程序遴选出来的政府,不一定就能被法治之法所约束。目前美国经济复苏步履维艰,欧盟深陷主权债务危机,恰恰是有了民主而宪政(限政)却被逐渐舍弃了的一种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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