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的三农政策与城镇化政策似乎都不能有效解决“人的城镇化”问题。而且，如果继续沿袭过去的城镇化思路，“人的城镇化”过程或将南辕北辙。
三农问题成为顽症，既有中国人口众多耕地过少的先天不足因素，也有政府在资源和国民收入分配上的失误，而农业现代化似乎与解决三农问题关系不大。
如何调整房地产政策，是新一届政府必须直面的难题。几乎所有的国家都难以避免房地产泡沫破灭导致的经济金融危机。让房价软着陆，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中国梦”。
把城镇化的任务交给市场和企业去做，是最好的选择。政府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减少冗员，节省行政费用，压缩不必要的投资项目，减少中间环节的层层盘剥。
中国政府应对产能过剩招数不断变换：粗到宏观调控、产业政策，细到行业禁入、融资限制，但收效甚微，根源在哪？中国体制性的产能过剩现象还会持续多久？
中国走上负债式增长之路是必然选择，但无需过度担忧。如何提高投入产出比，是选择发展战略的核心考核指标。要实现经济转型，前提是政府职能也要转型。
中国或已步入城镇化的后期，如果不能有效缩小贫富差距，很可能步入中等收入陷阱。城镇化难以成为助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要持续增长，仍然绕不开改革。
中国人形象思维发达，逻辑思维偏弱。从表意文字到写意绘画，再到如今给予新股、创业板、新兴产业上市公司较高的估值，这之间是否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呢？
在钓鱼岛主权问题引发的打砸抢事件中，涉案人员基本都是“穷二代”。要通过改革增加低收入群体的幸福感，尽管改革同样有成本，但会小于纯粹的维稳成本。
尽管中国经济这轮去杠杆的过程不大可能催发经济危机，但由于政策调控上采取维稳举措，大力度出台刺激政策的可能性比较小，因此去杠杆的过程会比较缓慢。
中国会成为儒家文化圈中又一个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吗？历史恐怕不会那么容易被重复，至少中国的人口结构问题比当初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国家要严峻得多。
尽管二季度中国GDP增速“破8”，但目前重出投资之拳既不现实又无必要，扶持中小企业增长才是重中之重，而且，改革重心应从金融领域转移到财税领域。
这轮经济调整是对过去以房地产投资为主导的高增长的修正，从长周期的角度看，调整期或需十年。要改变企业和居民的悲观预期，在推进改革的力度上就要超预期。
中国经济在1997、2003、2005和2008年都面临过内外部危机造成的压力，“狼来了”的预言屡屡出现，但最终都证明是杞人忧天。那么，这次狼是否真的来了？
2000年以前中国的改革举措要明显多于2000年之后，假如长期缺乏改革举措，那么，一旦改革启动，其阻力也会远大于经常改革的年代。
视频：跌市提供投资中国当代艺术品良机？ 
